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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8-05 18:34

  春天似乎终于要到了。至少在很多人的心态上,生活正在逐步恢复平常,一个指标是,关于吃的一切,又回到了最简单的快乐。

  2月的开头,生鲜电商纷纷挂上“助农”的页面,吃货们感到了深刻的“使命感”,我们也参与到其中,投入买买买的行动实践。同时我们也被好奇驱使,希望看一看寄到我们手中的水果,在这一次离开土地的艰难旅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奇幻漂流”。

  在这些“助农”界面出现之前,很多人可能并没有特别在意过,在北半球的冬天,饭后加餐的水果们究竟来自哪里。

  海南,作为中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占全国热带土地面积42.5%。凭借在气候上的优势,冬季瓜果菜和热带水果,是海南农业最具特色的两大品牌,也因此,海南被誉为全国人民的“菜篮子”“果盘子”。冬春季节,当省外水果还未大规模上市,海南种植的各种水果就已经出现在了各地的市场。

  这是农业生产从一个地区辐射全国的典型样本,并因此在突然而至的不可抗力之下,产销矛盾显得异常突出。

  但停摆是不是理所当然?关于这场疫情所能检测出的产业链弊端,从果农到行业协会,他们又在思考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无法到达现场,我们拨通了一些人的电话,他们有的人离土地最近,有的在护送水果的路上,还有的人正在透过这场疫情观察农业产业链所暴露出的问题,试图促成更深刻的产业改革。

  一个月多的时间过去,海南的果蔬销售正逐步恢复正常,回溯这些谈话,我们希望这一场经历不仅仅是一个回到原点的圈,而是成为一个转折之处,让我们再遭遇问题的时候,不再重复相同的困扰。

  郑先生和另外几个果农在乐东抱由镇廷红村承包了600多亩土地,种了3万多株芒果,春节过后,陆续将有250万斤贵妃芒和金煌芒销往市场,合同上的收购价超过了5块一斤,郑先生说,“如果没有疫情今年能赚钱。”

  交通断了,这是疫情防控下首当其冲的矛盾。这里面有两个方向,进,采购商不进来也进不来;出,运货车出不去也回不来。

  两厢一堵,极不平衡的产销比例把郑先生果园里贵妃芒的地头价压到了1块多一斤。芒果需要套袋,一个袋子去了5、6毛,土地还有租金,180万一年,“这个果如果买不到2块5,我们都要亏本”,郑先生的帐,我们不用细算也知道,亏是定局。

  “贵妃开始黄就很快了,第一天你看见两个,第二天就可能是十来个,后天就是几百个,掉了。”在海南,芒果一年挂果一次,每一个掉落在地而没能到达消费者手中的芒果,都意味着果农一笔收入的消失。

  如果疫情被从时间里抹掉,经销商按照约定到达,郑先生的贵妃芒将从大年初三开始采摘,经过两三周的时间,到达乌鲁木齐的农贸市场。

  遇到类似问题的还有种植哈密瓜的吴雄杰,他种的1100亩哈密瓜原本有900亩将按照合同运往深圳,但“履约不到50亩。每亩投入成本约一万,细账没有算,损失摆在那里。”

  2月3日,他们的求助信息和电话都出现在了“海南爱心扶贫网”的微信公众号上,在这篇标题为《急!受疫情影响 海南这些市县农产品盼销售》的文章里,滞销涉及到了芒果、木瓜、蜜瓜、西瓜、毛豆、青瓜、豆角、黄秋葵、圣女果、百香果等数十种品类的瓜果菜,海南冬季“菜篮子”、“果盘子”的名号在这一刻无比清晰。

  电话陆续打了进来,然而零散的需求与庞大的缺口并不匹配,2月6日,向外求助的力量在政府的层面得到了加码。

  当日,海南省财政厅与海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了《2020年海南冬季瓜货菜应急补贴及奖励方案》,补贴及奖励对象则是从2020年2月6日至2月29日,按贫困户及带贫合作社优先的原则,收购海南省种植冬季瓜果菜的采购商。

  补贴标准以距离销售目的地1000公里以内、1000-2000公里、以及2000公里以上为划分,分别给予0.18元、0.20元和0.22元每公里的运费补贴;对运销总量5000吨至8000吨的一次性奖励20万元,8000吨至1万吨的一次性奖励30万元,1万吨以上的一次性奖励50万元。

  直接给予财政补贴,这往往是政府在拉动需求的层面最直接的做法,但相比于市场迅速反馈出的飞涨的运费,补贴的效率很难匹配农产品滞销的迫切。

  东方火龙果协会会员劳威在海南经营着一家种植了4000亩火龙果的企业,他告诉我们,“运费涨了天价了,9米6的货车去到山东要两万一,往年同期的时候,最多不过一万五六,上涨了将近4成。像我们这种价格高的水果,还能承担得了,要是说那些瓜菜,已经是贱卖了,哪里还承担得起运费,还不如不卖了。”

  但这句“还能承担得了”也不过是来自他企业规模的底气,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或是个体种植户来说,这是一笔绝对负担不了的额外成本。

  然而即使有承担运费成本的能力,货车短缺、道路不畅,也依然不是凭借一家企业之力能够自行解决的问题。

  在海南省乡村振兴促进会会长刘卫国看来,此时正是这个刚刚于1月28日成立的协会发挥作用的时机。

  “拉群”是最基本的,这起到了信息通达的作用,“建一个群,每一天都发布各个产区滞销农产品的情况,出车的情况。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也在群里,只要车被卡主了,把车牌号码发进来,位置发进来,乡政府、县委书记马上给你放行。”刘卫国告诉我们,除了用人工去打通道路之外,协会还针对货车紧张的情况整合了全岛5000多量货车,通过合理的调度去缓解采购商运输的问题,但也依然还有出去了的车又回不来了的问题需要一一应对。

  根据乐东县政府提供给我们的一份《乐东县2019年2月20日和2020年2月20日冬季瓜菜出岛情况对比表》显示,哈密瓜在去年当日的出岛车辆为120辆,今年则是140辆,芒果的数字则是61辆和73辆,从数据上的反超多少可以看出,基于运输链条上的一连串调整,对前期积压库存的消化,和新摘瓜果的外运,都在逐渐向着正常化的方向发展。

  我们之所以把运输放在最开始讨论,是因为它是最显眼、最首当其冲的问题。2018年春节海南大雾,交通阻断的问题也曾显现,时隔两年当问题再次发生,我们依然在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式应对。

  “每年跟全国一样,一出现问题,大家媒体发声要扶贫,周而复始,没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东方火龙果协会会长余则成从疫情引发了海南水果销售问题开始,就承担起了政府与企业、果农之间沟通协调的工作,事务常常繁琐,也让他因为一些总在重复发生的问题感到无奈。

  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疫情并不是问题产生的源头,它的出现更多是对农业产业链矛盾的暴露,让我们看到了这个链条的细碎、繁杂、环节漫长,也让我们认识到了它升级的缓慢,和与之相对立的升级的迫切。

  3月初再次联系郑先生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大部分芒果都低价卖给采购商了,粗略计算,这个春节,亏损大约在200万元。这个大致上符合市场规律的结果在我们听来多少还是无奈,议价的主动权,对于像郑先生这样高度依赖一级采购商的种植户来说,是缺失的。他们在地头等着别人来议定自己商品的价格,又遇上疫情的特殊情况,被死死拿住了。

  大约四年前,吴雄杰决定返乡创业的时候,存的想法就是“想做自己能把握的事情”,自认“土地熟悉,人脉还可以”的他一直在通过对销售渠道的拓展,增强自己的话语权,“我们这些年也在积极拓展市场,有面对直接终端客户供货,有给一级经销商供货。”

  滞销的初期,原定的一级经销商毁约,吴雄杰的销售几乎为零,快速调整之后,依靠社区团购、直播、网店等渠道,每天能售出5000至20000斤,相对于一周50000斤左右的产量来说,缺口逐渐被弥补了。

  这就是各凭本事的典型了。我们也问过郑先生为什么不找找其他渠道,他表示,“找不到那种那么好的渠道,有的是叫我们直接发货,但我都没做过,都不会做。我叫我老婆、老婆的弟弟、还有个舅舅的儿子三个人去操作了,他们都还操作不好,也发不了多少货,很头痛。” 那对于规模更小的种植户,或是年纪更大的果农来说,这就更难了。

  所以我们在淘宝上看到的大部分“助农”项目,在缺乏长期运营能力积累的情况下,其实是难以应对突然的需求的,品质控制、物流管理等问题在消费者的反馈中都十分突出。“善意”到了,但能力未必能到。

  在特殊情况下,我们赞扬“各凭本事”的能力,但对于大量不掌握足够资源却为社会提供着最基本物质保障的农民们来说,并不应当要求他们掌握“各凭本事”的能力。我们相信农业的发展终归要向着规模化和科技化的方向而去,但这不应该是建立在把最底端的农民筛选掉的结果之上,而是应当建立在更完善地组织各级供应链的基础之上。

  东方火龙果协会会长余则成和海南乡村促进协会的刘卫国会长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都尖锐地指出了海南农业供应链的脆弱。

  首先是收储的问题。实际上随着道路的打通,和包括电商在内的大量采购商的进入,水果在地头几乎是一天一个价格,有冷库的集中收储就能够打一个时间差。没有地方收储,果农才会着急卖,而着急,就会造成贱卖。

  余则成表示,目前一个问题是在农业规划里面,政府没有规划足够的农业设施用地,“东方市目前有三到五万亩规模的哈密瓜,密密麻麻的瓜棚中间,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规划的建冷库、仓储、打包、物流的区域,什么都没有。相当于装卸运输和收储现在都是问题。”

  而已有的一些冷库建设采取的也是政府补贴建设,建成后私人所有的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缺乏监管,经常有冷库建成即空置,无法正常运营。

  “我跟政府很多部门都提过,除了道路给排水这些属于农业的基础设施,冷库尤其是大规模的冷库,对于规模农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基础设施,政府一定要有主导”,余会长表示,“如果你的补贴是按照运营来给的,必须正常运营才给予补贴,是不是能够更好管理一些?”

  实际上,在2014年,国家发改委就曾下达一份“农产品冷链物流及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2014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其中海南省澄迈鲁兴农产品冷链物流等5个项目共获得650万元中央投资支持,主要用于建设冷库、交易大棚、检验检测和信息发布系统、相关配套设施等。同时海南省在每年发布的农机购置补贴项目实施方案中,也都包含有简易冷库这一项目补贴。

  也就是说,对于冷库以及冷链的建设,一直都在海南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单上,但面对突发的情况,依然还没有完善到具有应对之力。

  刘卫国也提到了农业基础设施缺失的问题,无法解决在地的“最后一公里”。“比如说在乐东,我们找不到一个像样的物流园,产业还是非常粗放的。我们把很多大的采购商对接进来,他们一时是很难落地的,当地的基础配套、销售配套跟不上,这个是现在我们海南的短版。”

  刘会长表示:“如果我有电商,有做批发的,有做物流的,有做包装的,有做分拣的,有做理库的,有码头,有停车场,包括有为他们提供生活服务的……推动这样的产业链的打造,我们才有可能实现农业产业的升级。”

  实际上,两位行业协会的会长都有些希望通过疫情暴露的问题来倒逼海南农业升级的期望。“不如在晴天的时候咱们就修屋顶,不要到下雨的时候再修,如果永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事情就完蛋了”,余则成说道。

  而保证供应链牢靠的另一要素,则是价格的稳定。对于农户来说,没有流动资金,就很难组织下一步的生产。

  我们都知道价格随供求关系变化,但往往是眼睛盯着需求端,却失于对供给侧的掌控。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今天所有采摘芒果同时运到了同一个批发市场,那市场价格必然下跌,反馈而来地头的价格也是下跌,而等到了第二天第三天,只有一两辆车运去这个批发市场的时候,价格又涨了回来。

  如果能在供给端把统筹调配做好,那么在随行就市的大前提之下,地头的价格其实也是可以控制的。

  这其中就涉及到信息的整合,农业主管部门如果能够全面掌握当地的农产品种类、种植的面积、产量、批次,包括经销商、代理商等等细致的数据,才有能力从宏观上去统筹调配。

  实际上,在余则成看来,海南作为中国的冬季“菜篮子”和“果盘子”,那么多的需求等着你去供给,完全可以通过规划去掌握市场的主动权,而不需要盲目地往外走。

  在2月的一次采访中,每日优鲜高级采购经理王海伟曾给我们口述了一段《三天时间,我如何“营救”六百万斤的海南哈密瓜》的经历。在其中,他以亲历者的感受同样提到了交通阻隔、人工不足、以及在地保鲜储藏的问题。

  但是作为采购商,王海伟所代表的每日优鲜对于海南地头的情况只有尽力“疏导”的能力,就像他在口述中提及的,“我现在希望联合当地政府和当地媒体去找一些冷库,或者找一些大集装箱……我可以把哈密瓜先存在集装箱车或冷库里放个一两天,等交通顺畅之后再运往大仓。”

  对于产地源头的无法掌控,也是生鲜电商虽然在疫情中做出了一些颇具声量的努力,却依然只能以个案的形式完成一些“助农”的项目的其中一个原因,至少在余则成看来,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根本谈不上供应链”。电投咪牌

  余会长表示,“所谓供应链行与不行,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对于客户需求的响应能力,动不动断货了、没货了,那这供应链不行。”其中的原因在于大部分的企业还是通过批发市场去采购的,一旦市场关闭,供应链也就断了。

  所以在他看来,生鲜电商真正的供应链应当建立在订单农业的基础之上,“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在全中国所有的店面都关门的时候,只有百果园的水果店是开门的”,余则成表示,“百果园有着中国目前生鲜行业最强悍的供应链,他不仅有库存,有配送,他连源头的种植都参与了。”

  实际上这也涉及到了产地仓的概念,相当于刘卫国关于物流园的概念以一个平台为中心,小范围地展开了。当有了固定渠道、固定订单,从而有了采货标准、保鲜标准、包装标准、分级标准这些行业标准的标签之后,就不只是一个初级农产品,而是一个商品了,具有了流通属性。

  作为一个现象,吴雄杰也切实感受到了百果园对于种植上游的布局对海南瓜农所带来的帮助,“我们有过订单的合作,今年倒没有,一般来说,做百果园的订单生产,没有太多市场的风险。”

  相较之下,缺少“标准化”的淘宝模式在吴雄杰看来则是“果贱伤农”,他表示,“类似淘宝的助农项目,淘宝也确实拿出流量来支持,但是价格都是远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加上快递和平台的扣点,老百姓确实是卖出去了,但只能是减少亏损,并没有改变什么。”

  生产端的质疑在消费者端的反馈中也得到了印证,3月中旬,界面新闻发表了一篇标题为《“我再也不会在网上买任何助农产品了”》的文章,文中提到“助农”产品的价格之所以会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并非是所谓的减少了中间环节,“真实的情况是,他们便宜纯粹是因为收购的水果质量次。”

  消费者对于某一次消费行为的失望,可能会延伸至对销售渠道的失望,甚至是对某个品类的品质产生普遍的怀疑,而这种非正向的反馈很有可能让一些真正勤恳的果农,最终承担了逆向淘汰的后果。

  标准化,对于农业全产业链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对于目前分散种植的现状来说,规模化改造依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海南,目前采用订单农业的平台还十分有限,根据余则成的估算,目前海南在水果销售这块,90%以上都是走批发市场,只有不到5%的订单农业,而一个能承担风险的供应链,他认为至少应该按三类原则来分,“争取做到1/3的批发市场,1/3的自有渠道去卖,1/3走订单农业,这样出现大的问题的时候,就不会对你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当然这是理想模型。”

  2018年,海南省农业厅、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以及海南省林业厅共同印发了《海南省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规划(2018-2020年)》,在其中“建设农业市场体系”的章节里,具体提出了推进海南农产品拍卖交易市场建设、加强农产品产地市场设施建设、完善农产品产销衔接体系等规划要求。要求“探索建立海南热带农产品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并积极鼓励“以委托生产、订单农业等形式,与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合作社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形成长期稳定的产销关系。”

  这份80页的发展规划显示了海南省在农业发展领域始终都在做着积极的改革尝试,而依托于这些改革的意图,疫情暴露问题的更大意义,则是在于解决问题。

  2月底,吴雄杰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篇公众号文章,标题是《漫谈乐东蜜瓜,堪称蜜瓜中的茅台》,文章是他自己写的,“希望海南的蜜瓜不再在新疆蜜瓜身后深藏功与名”。

  回乡创业四年多,这个春天对于“想做自己能把握的事情”的初衷,或许是吴雄杰最迷惘也是最坚定的一次。当很多农户在原地等待的时候,他拥抱了新事物,受益于社区和直播,“一个网红,几天能卖出几百万水果,这是难于想象的事情,这是新事物,我们也要积极学习,积极靠拢。”

  而在采访刘卫国会长的时候,他向我介绍了一位协助他完成了一单水果采购的“代办”吉训选,同样是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吉训选利用自己作为乐东人的人脉和渠道,在朋友圈做起了小规模的水果采购生意,协助家人和身边一些不太懂得电商的果农销售水果。在经过了去年的试水之后,吉训选今年跟顺丰签订了合作协议,降低了物流成本,生意也稳定了起来。

  像吴雄杰、吉训选这样的年轻人,正在越来越多地去到农村,成为新农人,而未来真正规模化、数字化的农业产业链终究也需要依靠年轻人来共同建设。正如刘卫国说,“其实大家向农村发展是有广阔的天地的。”